发现长期铜污染改变土壤抗性基因

[9]《左传·襄公十一年》。

关于遗漏型监督，一方面向罪犯宣传减刑、假释的政策，让罪犯熟悉自身的减刑情况，以便在未对其进行减刑、假释时，罪犯能及时进行申诉、控告。当然，现阶段引入罪犯亲属聘请的律师作为第三方进行监督，既保证监督的专业化，又因双重监督加强结果的可信度，具有积极意义。

近期，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厅与司法部监狱管理局联合下发通知，决定在内蒙古、江苏、安徽、山东、湖北、海南、四川、贵州8省（区）开展监狱与驻监检察室视频监控联网共享试点工作。第二，检察人员书面审查减刑资料。派驻检察机构监督监狱的监管活动有三种方式：一是参与监狱狱情分析会议。（二）刑罚执行变更监督改革中的问题 刑罚执行变更属于监狱检察的重点，随着刑罚执行检察改革的深入，最高检察院关于刑罚执行变更监督的规定越来越具体，实践中派驻检察机构基本实现全程监督。[[11]] 《人民检察院办理减刑、假释案件规定》第6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进行调查核实：（一）拟提请减刑、假释罪犯系职务犯罪罪犯，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罪罪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罪犯，严重暴力恐怖犯罪罪犯，或者其他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社会关注度高的罪犯。

对每一阶段的书面资料应当按照规定书写，书面材料应当包含实质性的内容。[[25]]视频监控联网试点工作的开展是落实最高检要求的体现，有利于加强派驻检察室与监狱之间联系，实现对监狱的动态监督。因为徐教授作为一个部门法学者对法理学进行探讨的本身，就意味着法理学在我国正日益受到包括部门法学者在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的话题。

因此，法理学需要一个能够超越权利与义务范畴的，更具一般性、普遍性和概括性的范畴作为其基石范畴。其次，法理应当成为法理学的研究范式和思维方式。当前，学界对于法理为何应当成为法理学研究对象的，以及对作为法理学研究对象意义上的法理展开系统深入研究的，当属张文显的法理：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一文。[32]虽然该书将权利视为法哲学的基石范畴，但实际上是在整个法学上讲的，其与徐显明提出的法治的真谛是人权[33]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法理思维则更多具有哲学因素，具有更多的学术和理论因素，其本质是永无止境的质疑、追问、反思和批判，在质疑和追问中培养问题意识，在反思与批判中不断自我创新和完善，这应该是法理和法理学的真谛。刑法学的研究对象即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规范及其体系。

如我们所知，中国当前的绝大多数法学和法律的概念体系、知识体系、理论体系、思维方式等都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与中国传统的法文化、法概念体系、法知识体系、法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有着很大不同。以上反映出我国越来越开始注重法理在解决国际问题中的重要性，但还比较薄弱。《世纪之交法理学研究的五年回顾与展望》，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年第1期。否则即便是获得了主动权和胜利，但却不能让国际社会信服，不能赢得国际舆论的支持。

[14]其方法论其实还是以分析法学那种实证主义为根基的。比如，就自2017年6月中旬印度士兵非法侵入我国领土，严重侵犯我国主权这一恶性事件，主动积极地从法理方面对其非法性进行系统而深刻地分析远远不够。如果从纯哲学逻辑角度看，论者所指出的具有合理性。法理回归法理学，成为法理学的新范式是法理学本身的应有之义，也是自我提升何发展的要求，更是法理学引领部门法学和法治实践的需要。

但是，或许也正是正义内涵的多元性、包容性才具有了高度概括性，才值得人类不懈地思考和追求。因为，论者所说的理论统一的不可能性还是从法理学教材的角度来证成的。

但最具重要意义的是，此文揭示了法理学界长期不被关注却应当成为法理学中心主题的重大理论问题。那么是否法理之法作为法理学的基石范畴呢？既然法理应当作为法理学研究对象的中心主题，那么法作为法理学的基石范畴似乎也有合理性。

[15]可见，论者之所以将此论争视为法理学死亡的论据，是因为他将社科法学等同于法理学，将法教义学等同于部门法学。[43] 参见前注17，[德]考夫曼书，第25-51页。这是因为，在法理学中，普遍原则（即法律推理的出发点）之一便是一方面对普遍规制社会生活中的关系和行为进行指导，而另一方面则制定与地方的、族群的、地理的、历史的和经济的情势相调适的相近的具体的规则。有论者基于自身的学术立场和判准质疑法理学在中国还存不存在，或干脆给出了中国法理学的死亡明确论断，还有一些青年学者试图连根拔起，反思中国有没有过法理学。与前现代法学相比，近现代法学的巨大贡献之一就是通过权利本位制约权力，通过权力边界及其责任制约权力，即实现了以法治文明为基础和特征的现代政治文明。这种法定程序的核心和灵魂就是法庭辩论。

论者此处所说的信仰缺失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表现为当前的军阀混战、封建割据和先占为王时代。这种立场如同实证主义鼻祖的孔德一样，认为实证主义是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的，人类最高级的最科学的哲学，如同人的成熟壮年时期。

因为，只要是存在分类，都是主观人为的结果，都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交叉和边缘处的灰色地带或模糊地带。由此，在当前情形下，权利本位范式所处的高度和对法理学的概括性、一般性已经不能适应当前中国法理学的现实需要。

但是在我看来，对于任何一个有志于从事公众生活的法律系学生来说，它是一门基础课。此外，此文还就法治实践和政治与公共生活中的法理进行了详尽的阐述，最后吹响了迎接中国法学的法理时代的号角。

通过对此问题的探究，使法理学发挥处理法学、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的新的（危机）局势的工具，思索如何运用法律手段来防范恶法制度的出现。[3]如果仅从这一功能讲，法理学教材应力求学术性、逻辑性、思辨性，应为高深大雅之作。因为，如果从研究者角度看，所说的理论统一的可能性未必是法理学学科所追求和达致的目标。再次，政治法理学者与明星法理学者问题。

社会法就是对处于弱势需要提供保护或保障的公民提供倾斜性的制度性权益扶助或保障的法律部门。[27]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因此，如何以学术为本，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法学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是其紧迫而重要的任务。而实际上，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是波普尔说的开放社会[70]中众多复杂问题交织在一起形成的问题束，单靠一个学科往往是不可能很好解决的，而需要一种基于问题导向的跨学科交叉思维和研究范式才可能做到。

[43]比如说，正义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是永恒不变的还是内容可变的，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是实体的还是程序的，等等。在自然科学里，作为研究主体的人与研究客体的物之间存在着二分特性。

由于基石范畴是整个范畴体系的基石、压舱石和定盘星，是最具核心和概括性的范畴，是整个范畴体系的逻辑起点，由此，如何确定其内容也就成为最基本也最棘手的问题。[25] 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8] [美]朗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13-114页。[18]纵观西方法理学或法哲学各流派的思想，无不是对思想家所处的时代最根本的现实问题的深切关照，并为试图解决时代问题的智慧之结果。

社科法学向法教义学发起进攻，展现中国法理学临死之前无谓的挣扎。法学亦不例外，清末修律可以视为中国官方大规模学习借鉴西方法律智慧的开端，至此也有一个多世纪了。

[48] [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页。由于现代市民和公民社会的法和法学是西方自生自发是文化演进产物，又加之其通过中小学教育以及家庭和社会教育等多渠道、多途径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培养，使其绝大多数人，不论是否学习法学专业，都无意识地具有现代市民和公民意识、行为习惯和生活传统。

以法理为中心主题的法理学，必定更加注重说理性、逻辑性和体系性，说法理、讲法理将会贯穿始终，同时，此法理学也会更加注重质疑、反思、追问和批判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的运用，注重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等问题意识和能力的培养，使学术批判、问题导向和创新思维成为其灵魂和品格。[26] 前注②，张文显文。